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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東華醫院與廣州善堂的合作 看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粵港融合

October 2012

《東華通訊》二0一二年 十月號

清末民初的廣東和香港

 

鴉片戰爭前,香港隸屬廣東省新安縣。由於地理上接近當時的貿易中心廣州,香港於清朝中葉間成為各國商船的停泊點。1842年,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,及後數十年,香港逐漸取代廣州成為南中國的貿易中心。

清朝末年,清廷推出多項新政,銳意改革積弱政府。惟改革需要大量資金,國庫空虛,清政府只得巧立名目,強迫民眾捐納,生活負擔加重,怨聲載道。社會不穩,不少人相繼來港避亂,尋找機會。

1912年,中華民國成立,帝制結束。同年3月,民國政府從南京北遷到清朝古都北京,北洋政府開始運作。當時,北洋政府是世界各國——包括英國承認的中國合法政府。

然而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後,廣東一直被不同的勢力控制,政局混亂。除了不斷被軍閥割據,廣東也是孫中山反北洋政府運動的根據地,先後三次建立政權。可每一次政權易手,老百姓的生活就雪上加霜。

晚清時期廣州人口越見稠密,社會問題嚴重,政府根本無暇照顧百姓所需。遇上天災人禍,民眾多依靠民間慈善組織(善堂)賑濟。清末民初,這一股民間力量非常大,除了扛上政府沒有辦法承擔的地方救濟工作,這些慈善組織更互相合作,形成一個龐大網絡。

 

香港東華醫院與廣州的善堂


香港東華醫院與海內外華人慈善機構合作無間,尤其與廣州的善堂關係最深。東華醫院創立於1870年,是一間慈善醫院,由香港華人領袖、各行精英合力,並獲得當時香港政府的支持而成立。每年各行精英推舉該行代表加入東華醫院董事局,是以東華總理都是工商界最有影響力的人。

東華醫院創辦翌年,澳門的鏡湖醫院、廣州的愛育善堂相繼成立。

1871年成立的愛育善堂可以說是廣州近代善堂制度下的第一家。廣州最具代表性的「九善堂」,是清末成立的九個民間慈善組織的總稱,分別為愛育善堂、方便醫院、廣仁善堂、崇正善堂、潤身社善堂、廣濟醫院、惠行善堂、述善善堂和明善善堂。

當時香港的商人多來自廣州,他們除了在香港做生意,在廣州也有投資。不少學者甚至形容大部分的香港商人為粵商的分支,事實上,大部分東華醫院的總理同時為廣州善堂的值事。這一種千絲萬縷的關係,令粵港慈善機構之間的合作非常順暢。從內地善堂的組成、東華醫院與他們的合作事項和運作模式,都看出兩地慈善團體合作無間。

在愛育善堂倡建首事名單中,梁雲漢、陳美揚和陳桂士同時為東華醫院的倡建總理。其中梁雲漢為倡建東華醫院的主席,亦是外資洋行仁記洋行的買辦。在總理協理值事名單中,更有多人為東華總理。其中李璿為東華醫院倡建總理,從事金山庒行業,是當時香港最富有的華人;黃羽儀為東華醫院1873年首總理、1881年總理及1888年主席,是南北行翹楚。

創建於1899年的廣州城西方便醫院倡建總理協理名單中,有更多東華總理,包括郭少流、鄧鑑之、李右泉、馮華川、莫藻泉等。除了東華總理,「東華醫院」也在名單中出現。廣仁善堂倡建總理則有鄧鑑之、劉鑄伯、馮華川、韋寶珊、周少岐等東華總理。

東華醫院與「九善堂」的合作模式、範圍非常廣泛。賑災、醫療、遣送流落異鄉的華人回鄉、運送棺木骨殖、採購藥物,以至與慈善無關的事務,均有涉獵。東華檔案資料紀錄了東華在不同活動中的角色和位置。東華三院文物館館藏「德起瘡痍」牌匾,便記錄了東華醫院與愛育善堂在光緒三年(1877年)一同賑濟清遠水災,救助災民逾十萬人的善舉。除了慈善賑濟,每年東華醫院也請愛育善堂幫忙代造病人棉衣,數目頗大,估計是為了減低東華醫院的營運成本。

東華醫院亦將每年數以千計的腳氣病患者送回廣州方便醫院醫治。腳氣病(Beri-Beri)是當時死亡率很高的病症,主要原因是只吃白米導致營養不良,缺乏維生素B1。患者體重下降、精神萎靡及感官功能衰退。由於是慢性病,患者長期佔據東華醫院床位,對東華造成一定壓力。當時的人並不知道腳氣病的成因,把它歸類為水土病,希望患者從香港移至廣州改變水土後有助康復。此外,東華醫院的疫症病人也會被送到方便醫院治理。方便醫院偶爾來港籌款,東華與香港各行善長亦踴躍捐助。

當時很多海外華僑年老無依,望能回鄉渡過餘年,東華也會代付旅費,送他們回鄉。東華亦遣送被拐孩童、婦女回原籍,或替孤女、婢女擇配,這些服務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的。十九世紀中葉開始,很多中國人到海外尋找生活,即使不能活着回鄉,亦希望骨殖能原籍安葬。東華肩負起這使命,為無數客死異鄉的中國人圓夢。以上各種服務,東華都不時與內地善堂合作。

1907年,廣東災荒,廣西禁止食米出境,加上安徽蕪湖食米失收,食米來源只有依靠安南(越南)。當時「九善堂」聯合總商會、七十二行商及東華醫院開辦平糶總公所,把集結善款匯港,由香港公源行前赴越南購米運回,然後開辦全省平糶,讓平民百姓在食米供應不足、價格上漲的情況下解決糧食問題。公源行是香港有名的米行,其代表曾多次出任東華總理。

1919年,廣東再次遭逢米荒,安南與暹羅(泰國)又禁米出口,再加上日本因食米失收,需要從東南亞大量輸入食米,影響了香港及廣東的食米供應。於是日本、香港和廣東都計劃從安徽蕪湖搜購食米,在獲得東華醫院的支持下,廣東各界聯合組成廣東糧食救濟會,主席為廣州沙面滙豐銀行買辦陳廉伯(陳後來為東華主席)及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簡照南。在洽購食米過程中,1909年的東華主席劉鑄伯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。他首先拍發電報予北洋政府總統馮國璋,向安徽政府施壓。同一時間,香港的商人亦拍發電報予梁士詒,希望他能說服安徽政府把食米輸入廣東。

1918年,華北旱災,東華大力幫忙賑災。馮國璋感念東華善舉,出手相助。這種互相幫忙的關係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,梁士詒是少數北洋政府內的廣東人,他是交通銀行創辦人,是北洋政府的「財神」。梁的仕途並不是一帆風順,下台時曾居香港,與劉鑄伯有交情。劉鑄伯找梁士詒幫忙是因為梁與安徽省長私交甚篤。

在各方努力斡旋下,蕪湖米成功輸入廣東。由於香港亦遭米荒,東華醫院請陳廉伯幫忙,把廣東所存的一萬擔蕪湖米運港解困。當時東華代表李右泉及謝家寶赴廣東接收,再請省港澳輪船公司及源安輪船公司免費代運。謝家寶為日本郵船公司買辦、何甘棠的女婿,因此能利用本身關係,玉成其事。

民國初年天災連年,戰亂頻仍。事實上,當時的東華醫院除了賑濟天災,也會賑濟兵災。1920年,東華接到旅港惠屬社團紳商來函,謂東江慘受兵燹,請求協賑。1932年,東華亦義不容辭籌款賑濟受日軍在上海發動的一.二八戰事影響的二十萬災民。

除「九善堂」外,東華亦與廣東其他善堂合作,例如潮安輔仁善堂、新會仁育善堂、廣州浙紹鄉祠、汕頭救災公所等。其中汕頭救災公所名譽協理高蘊琴為香港聯發行第二代掌舵。聯發行由東華醫院倡建總理高滿華創辦,主力經營暹羅白米進出口生意。

東華與不少香港旅港廣東同鄉組織合作,如惠陽商會、旅港新會商會、香港東莞闔邑工商總會等,這些同鄉組織多有致函要求東華撥款賑災。

 

結語


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,廣東災難連年,民不聊生。在近乎無政府狀態下,全賴粵港慈善組織互通消息,減輕民眾在天災人禍打擊下的痛苦。而香港的東華醫院正正是這個慈善網絡的樞紐。在依靠航運運輸的年代,香港的地位無可取代。除了有利的地理位置讓香港成為轉口和港口貿易中心,穩定的營商制度奠定了香港成為國際物流樞紐城市。東華醫院亦順理成章成為與海外華人社群交往的中心點。

民國肇止,廣州「九善堂」相繼解散。這種粵港合作模式至此告一段落。回首歷史,粵港合作從來非常密切,由來都是一家。

「惠周海外」牌匾由成立於1871年的愛育善堂於同年所贈,表揚倡建東華醫院的好善者及醫院所提供的慈善服務。
「德起瘡痍」牌匾由清遠各紳商於災難後翌年(1878年)送贈東華,以表謝忱。
「義氣可風」牌匾由當年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及軍長蔡廷鍇所贈,表揚東華在一.二八戰事所作出的貢獻。當年東華主席為陳廉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