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末民初的广东和香港
鸦片战争前，香港隶属广东省新安县。由于地理上接近当时的贸易中心广州，香港于清朝中叶间成为各国商船的停泊点。1842年，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，及后数十年，香港逐渐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的贸易中心。
清朝末年，清廷推出多项新政，锐意改革积弱政府。惟改革需要大量资金，国库空虚，清政府只得巧立名目，强迫民众捐纳，生活负担加重，怨声载道。社会不稳，不少人相继来港避乱，寻找机会。
1912年，中华民国成立，帝制结束。同年3月，民国政府从南京北迁到清朝古都北京，北洋政府开始运作。当时，北洋政府是世界各国——包括英国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。
然而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，广东一直被不同的势力控制，政局混乱。除了不断被军阀割据，广东也是孙中山反北洋政府运动的根据地，先后三次建立政权。可每一次政权易手，老百姓的生活就雪上加霜。
晚清时期广州人口越见稠密，社会问题严重，政府根本无暇照顾百姓所需。遇上天灾人祸，民众多依靠民间慈善组织（善堂）赈济。清末民初，这一股民间力量非常大，除了扛上政府没有办法承担的地方救济工作，这些慈善组织更互相合作，形成一个庞大网络。
香港东华医院与广州的善堂
香港东华医院与海内外华人慈善机构合作无间，尤其与广州的善堂关系最深。东华医院创立于1870年，是一间慈善医院，由香港华人领袖、各行精英合力，并获得当时香港政府的支持而成立。每年各行精英推举该行代表加入东华医院董事局，是以东华总理都是工商界最有影响力的人。
东华医院创办翌年，澳门的镜湖医院、广州的爱育善堂相继成立。
1871年成立的爱育善堂可以说是广州近代善堂制度下的第一家。广州最具代表性的「九善堂」，是清末成立的九个民间慈善组织的总称，分别为爱育善堂、方便医院、广仁善堂、崇正善堂、润身社善堂、广济医院、惠行善堂、述善善堂和明善善堂。
当时香港的商人多来自广州，他们除了在香港做生意，在广州也有投资。不少学者甚至形容大部分的香港商人为粤商的分支，事实上，大部分东华医院的总理同时为广州善堂的值事。这一种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令粤港慈善机构之间的合作非常顺畅。从内地善堂的组成、东华医院与他们的合作事项和运作模式，都看出两地慈善团体合作无间。
在爱育善堂倡建首事名单中，梁云汉、陈美扬和陈桂士同时为东华医院的倡建总理。其中梁云汉为倡建东华医院的主席，亦是外资洋行仁记洋行的买办。在总理协理值事名单中，更有多人为东华总理。其中李璇为东华医院倡建总理，从事金山庒行业，是当时香港最富有的华人；黄羽仪为东华医院1873年首总理、1881年总理及1888年主席，是南北行翘楚。
创建于1899年的广州城西方便医院倡建总理协理名单中，有更多东华总理，包括郭少流、邓鉴之、李右泉、冯华川、莫藻泉等。除了东华总理，「东华医院」也在名单中出现。广仁善堂倡建总理则有邓鉴之、刘铸伯、冯华川、韦宝珊、周少岐等东华总理。
东华医院与「九善堂」的合作模式、范围非常广泛。赈灾、医疗、遣送流落异乡的华人回乡、运送棺木骨殖、采购药物，以至与慈善无关的事务，均有涉猎。东华档案数据纪录了东华在不同活动中的角色和位置。东华三院文物馆馆藏「德起疮痍」牌匾，便记录了东华医院与爱育善堂在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一同赈济清远水灾，救助灾民逾十万人的善举。除了慈善赈济，每年东华医院也请爱育善堂帮忙代造病人棉衣，数目颇大，估计是为了减低东华医院的营运成本。
东华医院亦将每年数以千计的脚气病患者送回广州方便医院医治。脚气病（Beri-Beri）是当时死亡率很高的病症，主要原因是只吃白米导致营养不良，缺乏维生素B1。患者体重下降、精神萎靡及感官功能衰退。由于是慢性病，患者长期占据东华医院床位，对东华造成一定压力。当时的人并不知道脚气病的成因，把它归类为水土病，希望患者从香港移至广州改变水土后有助康复。此外，东华医院的疫症病人也会被送到方便医院治理。方便医院偶尔来港筹款，东华与香港各行善长亦踊跃捐助。
当时很多海外华侨年老无依，望能回乡渡过余年，东华也会代付旅费，送他们回乡。东华亦遣送被拐孩童、妇女回原籍，或替孤女、婢女择配，这些服务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。十九世纪中叶开始，很多中国人到海外寻找生活，即使不能活着回乡，亦希望骨殖能原籍安葬。东华肩负起这使命，为无数客死异乡的中国人圆梦。以上各种服务，东华都不时与内地善堂合作。
1907年，广东灾荒，广西禁止食米出境，加上安徽芜湖食米失收，食米来源只有依靠安南（越南）。当时「九善堂」联合总商会、七十二行商及东华医院开办平粜总公所，把集结善款汇港，由香港公源行前赴越南购米运回，然后开办全省平粜，让平民百姓在食米供应不足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解决粮食问题。公源行是香港有名的米行，其代表曾多次出任东华总理。
1919年，广东再次遭逢米荒，安南与暹罗（泰国）又禁米出口，再加上日本因食米失收，需要从东南亚大量输入食米，影响了香港及广东的食米供应。于是日本、香港和广东都计划从安徽芜湖搜购食米，在获得东华医院的支持下，广东各界联合组成广东粮食救济会，主席为广州沙面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（陈后来为东华主席）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。在洽购食米过程中，1909年的东华主席刘铸伯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。他首先拍发电报予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，向安徽政府施压。同一时间，香港的商人亦拍发电报予梁士诒，希望他能说服安徽政府把食米输入广东。
1918年，华北旱灾，东华大力帮忙赈灾。冯国璋感念东华善举，出手相助。这种互相帮忙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，梁士诒是少数北洋政府内的广东人，他是交通银行创办人，是北洋政府的「财神」。梁的仕途并不是一帆风顺，下台时曾居香港，与刘铸伯有交情。刘铸伯找梁士诒帮忙是因为梁与安徽省长私交甚笃。
在各方努力斡旋下，芜湖米成功输入广东。由于香港亦遭米荒，东华医院请陈廉伯帮忙，把广东所存的一万担芜湖米运港解困。当时东华代表李右泉及谢家宝赴广东接收，再请省港澳轮船公司及源安轮船公司免费代运。谢家宝为日本邮船公司买办、何甘棠的女婿，因此能利用本身关系，玉成其事。
民国初年天灾连年，战乱频仍。事实上，当时的东华医院除了赈济天灾，也会赈济兵灾。1920年，东华接到旅港惠属社团绅商来函，谓东江惨受兵燹，请求协赈。1932年，东华亦义不容辞筹款赈济受日军在上海发动的一．二八战事影响的二十万灾民。
除「九善堂」外，东华亦与广东其他善堂合作，例如潮安辅仁善堂、新会仁育善堂、广州浙绍乡祠、汕头救灾公所等。其中汕头救灾公所名誉协理高蕴琴为香港联发行第二代掌舵。联发行由东华医院倡建总理高满华创办，主力经营暹罗白米进出口生意。
东华与不少香港旅港广东同乡组织合作，如惠阳商会、旅港新会商会、香港东莞阖邑工商总会等，这些同乡组织多有致函要求东华拨款赈灾。
结语
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，广东灾难连年，民不聊生。在近乎无政府状态下，全赖粤港慈善组织互通消息，减轻民众在天灾人祸打击下的痛苦。而香港的东华医院正正是这个慈善网络的枢纽。在依靠航运运输的年代，香港的地位无可取代。除了有利的地理位置让香港成为转口和港口贸易中心，稳定的营商制度奠定了香港成为国际物流枢纽城市。东华医院亦顺理成章成为与海外华人社群交往的中心点。
民国肇止，广州「九善堂」相继解散。这种粤港合作模式至此告一段落。回首历史，粤港合作从来非常密切，由来都是一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