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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东华医院与广州善堂的合作 看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粤港融合

2012年10月

《东华通讯》二0一二年 十月号

清末民初的广东和香港

 

鸦片战争前,香港隶属广东省新安县。由于地理上接近当时的贸易中心广州,香港于清朝中叶间成为各国商船的停泊点。1842年,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,及后数十年,香港逐渐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的贸易中心。

清朝末年,清廷推出多项新政,锐意改革积弱政府。惟改革需要大量资金,国库空虚,清政府只得巧立名目,强迫民众捐纳,生活负担加重,怨声载道。社会不稳,不少人相继来港避乱,寻找机会。

1912年,中华民国成立,帝制结束。同年3月,民国政府从南京北迁到清朝古都北京,北洋政府开始运作。当时,北洋政府是世界各国——包括英国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。

然而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,广东一直被不同的势力控制,政局混乱。除了不断被军阀割据,广东也是孙中山反北洋政府运动的根据地,先后三次建立政权。可每一次政权易手,老百姓的生活就雪上加霜。

晚清时期广州人口越见稠密,社会问题严重,政府根本无暇照顾百姓所需。遇上天灾人祸,民众多依靠民间慈善组织(善堂)赈济。清末民初,这一股民间力量非常大,除了扛上政府没有办法承担的地方救济工作,这些慈善组织更互相合作,形成一个庞大网络。

 

香港东华医院与广州的善堂

 

香港东华医院与海内外华人慈善机构合作无间,尤其与广州的善堂关系最深。东华医院创立于1870年,是一间慈善医院,由香港华人领袖、各行精英合力,并获得当时香港政府的支持而成立。每年各行精英推举该行代表加入东华医院董事局,是以东华总理都是工商界最有影响力的人。

东华医院创办翌年,澳门的镜湖医院、广州的爱育善堂相继成立。

1871年成立的爱育善堂可以说是广州近代善堂制度下的第一家。广州最具代表性的「九善堂」,是清末成立的九个民间慈善组织的总称,分别为爱育善堂、方便医院、广仁善堂、崇正善堂、润身社善堂、广济医院、惠行善堂、述善善堂和明善善堂。

当时香港的商人多来自广州,他们除了在香港做生意,在广州也有投资。不少学者甚至形容大部分的香港商人为粤商的分支,事实上,大部分东华医院的总理同时为广州善堂的值事。这一种千丝万缕的关系,令粤港慈善机构之间的合作非常顺畅。从内地善堂的组成、东华医院与他们的合作事项和运作模式,都看出两地慈善团体合作无间。

在爱育善堂倡建首事名单中,梁云汉、陈美扬和陈桂士同时为东华医院的倡建总理。其中梁云汉为倡建东华医院的主席,亦是外资洋行仁记洋行的买办。在总理协理值事名单中,更有多人为东华总理。其中李璇为东华医院倡建总理,从事金山庒行业,是当时香港最富有的华人;黄羽仪为东华医院1873年首总理、1881年总理及1888年主席,是南北行翘楚。

创建于1899年的广州城西方便医院倡建总理协理名单中,有更多东华总理,包括郭少流、邓鉴之、李右泉、冯华川、莫藻泉等。除了东华总理,「东华医院」也在名单中出现。广仁善堂倡建总理则有邓鉴之、刘铸伯、冯华川、韦宝珊、周少岐等东华总理。

东华医院与「九善堂」的合作模式、范围非常广泛。赈灾、医疗、遣送流落异乡的华人回乡、运送棺木骨殖、采购药物,以至与慈善无关的事务,均有涉猎。东华档案数据纪录了东华在不同活动中的角色和位置。东华三院文物馆馆藏「德起疮痍」牌匾,便记录了东华医院与爱育善堂在光绪三年(1877年)一同赈济清远水灾,救助灾民逾十万人的善举。除了慈善赈济,每年东华医院也请爱育善堂帮忙代造病人棉衣,数目颇大,估计是为了减低东华医院的营运成本。

东华医院亦将每年数以千计的脚气病患者送回广州方便医院医治。脚气病(Beri-Beri)是当时死亡率很高的病症,主要原因是只吃白米导致营养不良,缺乏维生素B1。患者体重下降、精神萎靡及感官功能衰退。由于是慢性病,患者长期占据东华医院床位,对东华造成一定压力。当时的人并不知道脚气病的成因,把它归类为水土病,希望患者从香港移至广州改变水土后有助康复。此外,东华医院的疫症病人也会被送到方便医院治理。方便医院偶尔来港筹款,东华与香港各行善长亦踊跃捐助。

当时很多海外华侨年老无依,望能回乡渡过余年,东华也会代付旅费,送他们回乡。东华亦遣送被拐孩童、妇女回原籍,或替孤女、婢女择配,这些服务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。十九世纪中叶开始,很多中国人到海外寻找生活,即使不能活着回乡,亦希望骨殖能原籍安葬。东华肩负起这使命,为无数客死异乡的中国人圆梦。以上各种服务,东华都不时与内地善堂合作。

1907年,广东灾荒,广西禁止食米出境,加上安徽芜湖食米失收,食米来源只有依靠安南(越南)。当时「九善堂」联合总商会、七十二行商及东华医院开办平粜总公所,把集结善款汇港,由香港公源行前赴越南购米运回,然后开办全省平粜,让平民百姓在食米供应不足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解决粮食问题。公源行是香港有名的米行,其代表曾多次出任东华总理。

1919年,广东再次遭逢米荒,安南与暹罗(泰国)又禁米出口,再加上日本因食米失收,需要从东南亚大量输入食米,影响了香港及广东的食米供应。于是日本、香港和广东都计划从安徽芜湖搜购食米,在获得东华医院的支持下,广东各界联合组成广东粮食救济会,主席为广州沙面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(陈后来为东华主席)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。在洽购食米过程中,1909年的东华主席刘铸伯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。他首先拍发电报予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,向安徽政府施压。同一时间,香港的商人亦拍发电报予梁士诒,希望他能说服安徽政府把食米输入广东。

1918年,华北旱灾,东华大力帮忙赈灾。冯国璋感念东华善举,出手相助。这种互相帮忙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,梁士诒是少数北洋政府内的广东人,他是交通银行创办人,是北洋政府的「财神」。梁的仕途并不是一帆风顺,下台时曾居香港,与刘铸伯有交情。刘铸伯找梁士诒帮忙是因为梁与安徽省长私交甚笃。

在各方努力斡旋下,芜湖米成功输入广东。由于香港亦遭米荒,东华医院请陈廉伯帮忙,把广东所存的一万担芜湖米运港解困。当时东华代表李右泉及谢家宝赴广东接收,再请省港澳轮船公司及源安轮船公司免费代运。谢家宝为日本邮船公司买办、何甘棠的女婿,因此能利用本身关系,玉成其事。

民国初年天灾连年,战乱频仍。事实上,当时的东华医院除了赈济天灾,也会赈济兵灾。1920年,东华接到旅港惠属社团绅商来函,谓东江惨受兵燹,请求协赈。1932年,东华亦义不容辞筹款赈济受日军在上海发动的一.二八战事影响的二十万灾民。

除「九善堂」外,东华亦与广东其他善堂合作,例如潮安辅仁善堂、新会仁育善堂、广州浙绍乡祠、汕头救灾公所等。其中汕头救灾公所名誉协理高蕴琴为香港联发行第二代掌舵。联发行由东华医院倡建总理高满华创办,主力经营暹罗白米进出口生意。

东华与不少香港旅港广东同乡组织合作,如惠阳商会、旅港新会商会、香港东莞阖邑工商总会等,这些同乡组织多有致函要求东华拨款赈灾。

 

结语

 

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,广东灾难连年,民不聊生。在近乎无政府状态下,全赖粤港慈善组织互通消息,减轻民众在天灾人祸打击下的痛苦。而香港的东华医院正正是这个慈善网络的枢纽。在依靠航运运输的年代,香港的地位无可取代。除了有利的地理位置让香港成为转口和港口贸易中心,稳定的营商制度奠定了香港成为国际物流枢纽城市。东华医院亦顺理成章成为与海外华人社群交往的中心点。

民国肇止,广州「九善堂」相继解散。这种粤港合作模式至此告一段落。回首历史,粤港合作从来非常密切,由来都是一家。
 

「惠周海外」牌匾由成立于1871年的爱育善堂于同年所赠,表扬倡建东华医院的好善者及医院所提供的慈善服务。
「德起疮痍」牌匾由清远各绅商于灾难后翌年(1878年)送赠东华,以表谢忱。
「义气可风」牌匾由当年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及军长蔡廷锴所赠,表扬东华在一.二八战事所作出的贡献。当年东华主席为陈廉伯。